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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440次发布时间 : 2015-11-30张维迎:经济自由会导向政治自由吗?


本文为张维迎在10月24日通往自由之路——《金融的逻辑2》陈志武新书沙龙上的发言。

我不能说我是来捧场的,我是来学习的。在中国经济学家当中,我特别喜欢和陈志武教授交流。每次跟他交流,我都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在饭桌上聊天,其实都是交流学术问题,60%以上是他谈,我听。他的书我也特别喜欢读,原来读过《金融的逻辑1》,现在又出了《金融的逻辑2》。陈志武教授谈的金融观念是完全不同的,他是用大历史的观点来谈金融的,又从金融的角度来看大历史。他认为金融不是简单的赚钱工具,而是思维方式和分析框架,这是非常重要的,仅仅这两句话,就加深了我对金融的理解。

金融的发展会带来什么?

《金融的逻辑2》有很多重要的观点,就像他刚刚概括的:金融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自由,包括人身自由;使得这个社会变得更为公平,更为平等;给我们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并且带来了更多的创新。这些观点我都非常同意。

当然,他书中的观点是不是每一个都能够完全经得起推理呢,大家看书之后,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评价。比如对卖妻的解释,能否完全从金融的角度解释卖妻,说那时候没有金融手段,不能借钱只好卖妻?尽管他的论述是很有说服力的,我自己还是想,也许原因比这个要复杂一些。几百年前,奴隶贸易,恰恰是在金融相对发达的情况下,才大规模进行的。又比如说女儿外嫁,嫁得远一点有助于分散风险,关系是不是那么单向呢?也是可以考虑的。记得我在我们老家的时候,父母都不愿意把女儿嫁得太远,因为嫁得很远的话,地理差异有保险作用,但是也有好多的成本,特别是在紧急的情况下,父母病危了,女儿叫不回来,这也是一个问题。能否说嫁得远,就证明是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这些都是可以进一步考虑的。当然我这样说可能有点吹毛求疵了。但是书中大部分观点我是赞成的,而且我自己确实受到很多的启发。

下面讲一下对他的一些补充,希望尽量不重复,因为大家可以看他的书。在中世纪早期,有一位神学大师叫圣奥古斯丁,他讲过我们人类有三大欲望,第一个欲望就是对金钱和财富的欲望,第二个是对权力、荣誉和美名的欲望,第三个就是对性的欲望。简单来说就是财欲、权欲和性欲。人类的历史,好多是在三大欲望支配下展开的。从这个角度看,金融的发展,或者我讲的市场的逻辑,会带来什么呢?

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人类实现欲望方式的转变。金融和市场不发达的时候,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主要是通过掠夺来实现的——这个我叫做“强盗的逻辑”。权力欲望的满足当然更是如此。而在金融和市场发达之后,人们是通过交换、合作、相互创造价值的方式实现财富欲望的满足。陈志武教授在书里面,比如对性的欲望,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金融的发达,可以使爱情从婚姻或者养儿育女中分开,这是实现欲望方式的转变。

第二点是,当金融很发达、市场机制运行良好的时候,人们可以用财富的欲望替代权力的欲望。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人类历史上,过去好多的灾难都是基于人们对权力的欲望,也就是说是征服、统治别人,由此造成大量人的死亡。这种权力欲望的满足,除了刚才说的对外征服,还有对内部人民的统治。一个统治者为了使所有人听他的话,满足自己的权力欲,会采取好多的强制措施,包括杀人,而不仅仅是限制人的自由。金融和市场发达之后,人们可以更自由地追求财富和物质生活,权力欲望的相对价值就降低了。如果能达到像司马迁讲“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聚万者与王者同乐”的状况,人们就没有必要非得追求官位和权力的,也就无须采用强盗手段。比较一下金融发达的国家和金融不发达的国家,这一点是非常显著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金融的发展和市场的演化本身,对人们用更为和平的欲望代替那些更为残忍、更有侵略性的欲望,起着非常大的作用。赚钱的欲望,好多是通过金融的方式实现的,可以称之为和平的欲望。喜欢赚钱,并且有能力赚钱的人,一般是不喜欢打仗的。相对来说,没有能力赚钱、只对权力有欲望的人,特别喜欢打仗。打仗只对极少数人、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大部分老百姓是不好的。这样的观点其实有很久的历史,像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梅隆、康德、亚当·斯密、巴斯夏(法国的经济学家)等,都有非常精彩的论述。我这里忍不住要与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观点。

孟德斯鸠讲过:“商业的自然作用就是导致和平,彼此从事贸易的两国会变得相互依赖:如果一国从买进中获利,另一国则从卖出中获利;所有联合都是相互需要的。”(转引自《欲望与利益》第74页)

弗朗索瓦·梅隆(孟德斯鸠的密友)说:“一个国家的征服精神和商业精神是互相排斥的。

非常有名的法国19世纪中期经济学家巴斯夏讲了这样一段话:“当商品不越过国界的时候,军队就会越过国界;而当商品越过国界的时候,军队就不会越过国界。”

一百多年前,英国著名的记者Norman Angell写了一本书叫《大幻觉》,讲到这样一段话:“战争是没有经济效益的。掠夺在原始经济中也许有利可图,因为财富的形态是有限的资源,如黄金、土地和自给自足的匠人的手工艺品。但在一个财富来自交换、信用和分工的世界里,征服不可能使征服者更富有。事实上,征服者要付出金钱和生命,而且他破坏了人人受益的信任和合作系统,他只会变得更穷。”(引自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第290页)

我引了这么多伟大的思想家的话,就是说明一个问题:金融的发展、市场的发展是有利于人类和平的。最近有大量的研究经验证明,两个市场经济的国家,如果相互之间的交往比较多,包括商品流通和资金流通,他们打仗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对我们来讲,怎样推动国家的开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封闭的国家,很可能变成打仗的国家,一个开放的国家,不太容易变成愿意打仗的国家。所以,自由贸易的事业也是人类和平的事业!

经济自由是否一定能带来政治自由?

下面我还想强调一点,即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关系。陈志武教授的书里边谈了很多金融与政府的关系,他刚才论述的那些都非常精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金融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经济自由,那这种经济自由会和政治自由会发生什么样的关系?从思想史上来看,这个关系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我这里也与大家分享一下不同学者对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

一种乐观的观点认为,经济的自由化一定会导致政治的自由化。这方面比较有名的古典论述,来自孟德斯鸠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詹姆斯·斯图亚特。孟德斯鸠特别区分不动产和动产。我们知道金融资产属于动产(当然动产和不动产是相对的,比如土地可以作为抵押,变成证券化的东西),但是人类的财富在长期的历史当中,尽管我们有货币,但货币形态的财富很少,所以主要以不动产为主。我刚才讲的为什么人们要发生战争?主要是掠取不动产。孟德斯鸠认为有了流动性资产,如汇票和外汇套利等金融工具,可以作为宪法的补充,作为对抗专制主义和权力肆意妄为的堡垒。汇票是犹太人发明的,犹太人为什么要发明汇票?犹太人没有不动产,只有动产,犹太人赚了钱之后特别容易受到专制政府的迫害抢夺,所以他们发明汇票,汇票使得财富很容易从一个国家转到另外一个国家。

再引一段孟德斯鸠的原话:“通过这种方式,贸易得以避开暴行,能够在任何地方维持下去。因为最富有的商人只有看不到的财富,它能够转移到任何地方而不留痕迹。这种做法使我们可以把一项巧妙的创新归因于统治者的贪婪,它使商业多少摆脱了他们的控制。从那时起,统治者不得不更明智地统治,而他们本来并不想如此。因为由于这些事情,权力的肆意妄为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只有施仁政才能(给君主)带来繁荣。

他的意思是说由于金融资产的隐蔽性、高度的流动性,可以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统治者掠夺商人就难,要掠夺他就跑了,所以必须实行仁政,必须更为宽容地统治,才能征到税收。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詹姆斯·斯图亚特说过这样一段话:“政治家惊奇地环顾四周,他曾自以为各方面都是社会的头号人物,现在却感到私有财产的光辉让他黯然失色;当政治家对它伸手时,它却躲开了他的控制,这使他的统治变得更加复杂,更难维持。他除了拥有权力和权威之外,他还要懂技巧,善言辞。”

他这段话和孟德斯鸠其实是一个意思。他更强调商业社会、金融社会变得更为复杂之后,统治者如果再用过去那种蛮横、粗暴简单的方式去统治的话,是没办法统治下去的。志武教授在书里面也谈到很多与此相关的内容。

上述这些观点是在说,经济的自由会给我们带来政治的自由,因为经济的市场化,特别是金融工具的引入,传统专制主义者变得不太好统治。志武教授刚才强调的财产自由对政治自由的影响非常重要,如果你没有生计自由,你想批评的人正是控制你衣食住行的人,你不可能有言论自由——言论自由这种政治权利很大程度上是与私有财产相关的。

当然,我们是不是应该这么乐观呢?这个社会只要有了经济自由、金融自由,我们自然就有了想要的政治自由吗?其实不一定。这里,我也想引用另外两位思想家——英国苏格兰的启蒙思想家亚当·弗格森和大名鼎鼎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观点。这两个人一方面都同意我刚才引用的孟德斯鸠和斯图亚特的观点:经济的自由会对专制主义提出一些挑战来。但他们又提出另外的担忧。比如亚当·弗格森说:“(如果人们富有了,他们)对散失财富的担心和对安宁和效率的欲求,可能使得他们(富有的工商业人士)更愿意拥护专制主义。我们假定政府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宁,这往往使我们希望从政府那里得到最好的回报;……我们若是……仅仅以安宁(它也许是公正治理的产物)来衡量国民的幸福,则自由面临的危险莫过于此。”

确保安宁、有序、效率,可能被当作替威权主义辩护的主要理由。

托克维尔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沉溺于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有可能使“狡诈或者野心勃勃的人篡夺权力”。他以极为尖刻的语言批评那些为了有利的商业环境而只求“法律和秩序”的人,他说:“一个对自己的政府别无所求,只要求它维持秩序的民族,其内心深处已经是一个奴隶了;它是自身福利的奴隶,那个将要给它套上锁链的人便粉墨登场了。”

他们这两个人有这样的担心,应该说是非常有道理的。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讲,有些人富有了,坛坛罐罐比较多了;坛坛罐罐多的人,特别担心任何的变革把他的坛坛罐罐打碎了,所以他本能地对任何的变革有一种抗拒,尤其对政治的变革有一种抗拒。弗格森和托克维尔在一两百年前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今天都是非常有启发的。

总结一下,金融的发展和市场的发展确实给我们带来好多的经济自由,使我们变得更为富有,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而且经济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对政治体制提出挑战,也会刺激人们对政治自由的需要。但是政治自由的到来,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人们富了之后,对秩序、稳定和效率的追求,可能使得他们更为恐惧变革。如果我们要有真正的政治自由,仅仅市场化、金融的深化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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