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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417次发布时间 : 2016-02-26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30年前,胡福明43岁。头发花白的他与孙长江等人合作,写下了名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为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先声。该文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否定“两个凡是”、进一步反思“文革”和推进改革开放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和舆论基础。


  这篇文章改变了胡福明的命运,使他由学界转入政坛;


  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的走向。彼时,“文革”的创伤尚未痊愈,旧有的思维模式仍强悍地霸占着主流意识形态广场。这是一个需要回归常识的年代,胡福明内心激荡的想法与中央高层的革新力量不谋而合,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国内有识之士在新时期将来未来之际谋划的意识形态“兵变”。“说到底,这篇文章也只不过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讲了大家想讲的话。早晚有人要出来讲话,要出来写文章,要来批判”两个凡是“,你相信不相信?这是历史的规律。时势决定了需要这个文章,而我恰好是写了这个题目,恰好比人家早讲了几天,就起这么个作用。”胡福明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


  30年后的今天,胡福明的头发全白了。早上,他仍要踱步到江苏省政协自己的办公室内读书。案上放着出版社刚刚邮寄来的全本《赫鲁晓夫回忆录》。“我原来读过,但是被删了很多,所以这次买了全本。”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仍是他迄今最关注的时代话题之一。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文革”的废墟上启程的。粉碎“四人帮”后,南京大学的讨论气氛非常热烈。身为哲学系副主任的胡福明,觉得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应该出来说话了。在南京大学召开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上,他第一个发言;在江苏省委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万人大会上,他也是第一个发言。


  他还不断在发表文章。1976年,南京大学第四期学报发表了他的《评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从1977年开始,胡福明在南大学报上基本上每期发表一篇文章。因为存在争论,他的《谁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这篇文章一年之后才敢发。这时,两报一刊提出了“两个凡事”的论断,胡福明决定向“两个凡是”开火。


  当时凡是穿牛仔裤,跳迪斯科,留长发,唱邓丽君歌曲等都叫“精神污染”。我觉得很可笑,我主张不要扩大化,人家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花色,那是人家的兴趣爱好,你别问,只要不把裤衩套在头上就行,这是我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的。


  政协在参政议政上是比较活跃的。但是总的说来,民主监督很难,这个牵扯到政治制度设计,很多情况下人民没有知情权,监督也缺少制度保障。我觉得没有权力的人监督有权力的人,这个本身就不好办。

  我始终认为,一个国家要建设民主政治,要民主监督,要依法治国。


  批“两个凡是”,心里有点虚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二七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样的说法仔细研究我就觉得不好,这“两个凡是”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都要维护,都要贯彻,那么人民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这就不可能了啊,那么许多冤假错案都不能平反了。毛主席的决策都要维护,都要执行,毛主席讲过的都是真理,都要坚持。“文化大革命”还要七八年再来一次,中国人受得了吗?


  有一次省里召开座谈会,讲教育战线的,我发表意见说,教育质量是下降的,教育领域也很乱,科研也没法搞。当时有些老同志怕我闯祸让我千万别说,我说我讲的是事实嘛,我从这些现象中觉得拨乱反正降温了。“两个凡是”出来以后,批判“四人帮”更难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从来不说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是对的,我不敢公开说是错了,但我心里认为是错了。我感觉到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大概到1977年三四月份,我开始酝酿写文章了,观点已经明确了,就是要批判“两个凡是”,但是呢,心里有点虚啊。


  我不晓得“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提的,我知道是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文化大革命”以来,两报一刊的社论从来都是代表党中央发言,而且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意见一直都是通过两报一刊社论来传达。所以批判两报一刊的社论不就是等于反党反中央嘛,这个罪名可大了。而且“两个凡是”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子出现的,那我批判“两个凡是”等于否定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这个罪名更大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在中国没有比这个罪名更大了。弥天大罪,历史上的汉奸还赦免了,反毛主席不能赦免。“文革”期间,由于喊错了口号、批评毛主席的错误的,被枪毙的每个地方都有啊。


  说领袖也犯错,对凡是派打击最痛


  我不能和家人同事商量。越是这个题目,越是不能商量,一人做事一人当,千万不能跟他们商量。一旦事发,肯定牵连。当时还是下决心要干,第一,我是理论工作者;第二,我是共产党员;第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南大校园里私下里都批“文革”,几乎是公开议论,但是没有批“两个凡是”,因为大家没有发现“两个凡是”问题。我发现了“两个凡是”,我只能一个人去搞。


  犹豫很久,个把月吧。我是吃过“文化大革命”的苦的,也担心再被整。最后还是战胜了自己,但是怎么搞呢,当然不能说“两个凡是”是错的,写在标题上,公开向“两个凡是”宣战,那是不行的。一个老同志曾根据我的一贯表现警告我说,不要学《三国演义》里面的许褚,赤膊上阵,要能够保护自己,自己要站住了,才能够打仗。我懂了,因此我千方百计回避“两个凡是”,我给“两个凡是”另外找了个靶子,叫“句句是真理”,所谓“天才论”、“顶峰论”,它们与“两个凡是”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嘛。读者一看就能够明白,这就行了,我就达到目的了。


  同时我也考虑了,要拿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叫什么呢?当时我也想写一篇关于实事求是的文章,但是实事求是的文章写得很多了,不引人注意,要比较新的,而且得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因此我写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论断,作为我的基本主题,也作为我文章的标题。


  我要说明几个观点,一个观点是:所有的理论、路线、政策,包括共产党的理论路线,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是不是正确的,都要经过实践检验,没有例外。


  另外一个书上并没有说,是我从读书中观察出来的一个新观点,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他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权威,他们自己也是自觉地运用实践的标准来检验自己的理论,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要抛弃;不完全的,要修正。他们自己这样做了,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句句是真理,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对他们的理论路线政策要搞“两个凡是”,他们承认自己跟普通人一样,并不是不犯错的。这一点对那些凡是派来说是打击最痛的。我的文章必须写到这一点,再否定“两个凡是”。你们说毛主席句句是真理,要对他“两个凡是”,我就说毛主席并不认为自己句句真理,毛主席偶尔也犯错误。你的“两个凡是”不适用于毛主席,你们错了。文章的关键问题在这个地方。


  很多人参与修改,胡耀邦审定


  到6月下旬,正要动手写文章了,我妻子生病了,开刀住院。我在病房外的走廊里陪护,整个晚上也睡不了觉,就拿个凳子放在走廊里,找资料,写提纲,准备文章。花了好几个晚上。到后来出院了,回家,到7月份了,放暑假了,我把文章写出来了。自己写,自己改,改得密密麻麻的再重新抄,改了好几遍。到了9月初开学了,我就把文章寄到北京去了,给了《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


  此前,大概是5月份,王强华来南京参加江苏省委党校的一次理论讨论会,会议休息期间,王强华通过别人跟我认识,他说北京也有些同事跟你的观点是相同的,你给我们写文章吧,我说好。


  我最初给《光明日报》邮过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还有一篇是《女人也是生产力么?》―――这篇是原来手里就有的。文章寄过去后三四个月没有回信,1978年元月份报社寄来一份清样,说要我写得严谨一点,不要给人家抓住小辫子,修改一下,马上要用。


  我改好了寄到北京,北京改了清样又寄回来,再修改再寄去,一直到1978年4月份,我到北京去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一天晚上,王强华接我到光明日报社,这个时候杨西光、王强华、马沛文,还有孙长江也去了,在杨西光的办公室讨论怎么修改。他们的要求跟开始的要求不一样了,开始要求我收敛一点,后来要求现实针对性更强一些,加强战斗性,另外文章写得更准确点,不要给人家抓住小辫子。而且时任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的马沛文建议点名批判两个凡是。我当场就说恐怕不适合,我之所以批判天才论,批判句句是真理就是要避开“两个凡是”,不可能明着和两报一刊社论直接对抗,那样不可能发表。即便发表,人家也会抓住辫子,说你公开地反对中央。而批句句真理是批林彪,批天才论,你拿我怎么样?我没有接受他的观点,大家也不赞成。


  在北京又改了几遍。晚上修改,第二天光明日报的通讯员开了车子把我的稿子拿走,再把新的清样送来,来来往往几天。会议结束了,把我接到《光明日报》招待所又住了几天,继续修改。前后我改了六七遍稿。整个过程里,杨西光跟我谈了几次话,我也跟孙长江见了面,最后确定,交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孙长江等同志再改一次。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杨西光告诉我,他已经定了,先由《理论动态》发表以后,《光明日报》第二天再公开发表全文,而且《光明日报》发表后,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立即转载,发通稿。实际上杨西光没有这个权力,最后文章是由胡耀邦审定的。开始投稿和发表的稿差不多长。修改了好多次,开始越修改越长。后来修改又变短,长长短短几遍。


  这篇文章,孙长江同志做了很多修改,也提高了文章的质量。修改文章的人多了,杨西光当然也改过,马沛文也改过,王强华也改过。但从头到尾,基本观点一个也没有改。文章开始三个部分,后来我自己改成四个部分,也没有变。第一部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第二部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是自觉地用实践的标准检验自己理论的模范;第四,批判天才论,句句是真理。文章的结构没变,文章的基本观点没变,但是文章也补充了新材料,新内容,主要是加了毛主席修改自己文章的例子。文章是改得比较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家都出了力。


  当时也没有想到什么著作权不著作权的,那是冒着风险写文章,准备坐牢写文章的,所以没有想到后来谁的著作权问题。老实说,当时也没有想稿费,那时的稿费也刚刚开始,一点点。当时纯粹是为了拨乱反正,是为了驳“两个凡是”,开辟一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当然也没有想到效果会那么大,哪想得到嘛!所以杨西光同志跟我商量,为了加强文章的效果,用《光明日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不以个人名义发表,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只要文章能够起它应有的作用,我就很高兴了。你看《光明日报》所有留下的稿子,上面的署名都是胡福明,到了最后发表的时候是特约评论员。所以一定要告诉你,历史就是历史,而且我推动拨乱反正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文章是好多同志参与修改的,特别是胡耀邦同志审定发表的,功劳很大,说文章是集体创作,也有道理,人家都是动了笔给你改了的。


  “你已经卷入中央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里面去了”


  我离开北京之前,看过我文章的华南师范学院教授黎克明(他是支持我的观点的)当时对我说,你已经卷入中央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里面去了。我说我也知道,我老早就已经意识到了,知道要斗争,反正是豁出去了。黎克明说,那你有很大风险啊,我说我知道,我准备要坐牢,你要给我去送饭,因为你是支持我的嘛。他说我一定给你送饭。


  文章发表后,家人和同事都支持,都很高兴。特别是南大的老师、同学,都是一个调子支持我。家人开始不知道我的文章是什么内容,也不知道这个风险,后来知道了已经时过境迁了。


  这篇文章出来后,有一段还是挺紧张的。后来是听了6月2号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感觉很轻松了。我是早晨在广播里面听到播报讲话的,里面讲到了理论与实践统一,我只要听两三句就懂了,当时感觉就很轻松了。当时,我跟我爱人在一起。文章发表后她也一直为我担心。


  文章发表是一回事,真理标准大讨论又是一回事。文章发表后,如果是给汪东兴、华国锋他们扼杀了,真理标准也讨论不起来。领导真理标准讨论的,应该说是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是我们全党的同志,特别是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真理标准大讨论是花了大力气的,做了很多工作的,没有他们,形不成这么一个讨论的形势,也带动不了一个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


  那篇文章发表过后,我到各地去宣讲了三十多场,是各省市的单位自己来请的。我继续写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在很多刊物上发表。有的文章也发不出来,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三个月后,我写了一篇《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寄给一个刊物,它就把我的文章压死了。编辑要用,主编不用,怕担风险。


  改革开放刚刚迈步,解放思想远没到位


  1979年的时候,有一次南大学校党委告诉我,省委组织部决定把我调到中央宣传部去,后来还说要调我到中央党校去。但是我没去,因为我觉得大学当教师挺好的,而且北京我一个人都不熟,中央的情况又十分复杂,一个书生没有能力应付那种复杂场合。


  后来省委书记找我谈话,要我到省里去当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我当时没有表态,说让我考虑考虑吧。拖了大概一个月,学校党委书记再次来找我,因为我一直没有表态,他催我:应该有个态度。这种情况下,我就写了封信给省委,表示作为党员,我当然要服从组织的安排,但还是希望不要把我调到省委,让我留在学校工作,我还列了五六点理由。


  报告送上去两天,我的调令就到了,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于是我就到省里去工作。进入省委,我想主要是因为这篇文章了,否则没有道理。


  我是1982年11月调到省委宣传部,到1984年底开省党代会,被选为省委常委。宣传部副部长成为常委是很少见的。


  省委宣传部管理媒体、高校还有文艺等,范围很大。我觉得我们那几年已经宽松了许多,因为解放思想的原因,大家开始全面地抓学习,彻底否定“文革”,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到省里工作的时候,应该说是新时期的起始阶段。应该说,改革开放的步子刚刚迈出,解放思想还远远没有到位。很多同志脑子里面所认识的社会主义,还都是“文革”前那个社会主义,很多人当时的观念远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没有摆脱“一大二公”。


  比如人们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议论纷纷,一些人就感叹,“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不但是资本主义要复辟了,地主富农也要回来啦”。又比如当时发展很快的苏南乡镇企业,因为是以市场为取向,依靠市场发展起来的,完全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所以当时对乡镇企业的批评也很多,说它挖社会主义墙角,是破坏国家计划经济,是不正之风的风源,请客送礼等都是从这里产生的,把它骂得一塌糊涂。


  经常有争论发生,省委下面的争论很多,省里面不大容易听得见。具体怎么争论我们不很清楚。我们在省委里的争论比较少,讨论都是按照中央文件精神进行的。有时候中央文件有的地方也含糊不清的,譬如说,什么叫剥削,雇用几个工人叫剥削?有人说雇用八个工人叫剥削,因为这是马克思书本上说的,靠剩余价值生活,变成资本家了。那么容许不容许呢?


  所以,在那个时候当宣传部副部长,还是很艰苦的,一方面必须坚决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解放思想,同时还得逐步推进改革,就要对雇工这样的问题作出回答啊。我当时对于一些新的东西都采取支持态度,我以为苏联那个社会主义模式本来就是不成功的。


  面对争论,宣传部是比较苦恼的


  当宣传部副部长是比较苦恼的,在我看来,当时一个总的特征是,“左”的思想还在阻碍改革开放,传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许多人脑子里还根深蒂固,它被作为标准来衡量我们改革开放的新事物。当然了,我认为有的人关于解放思想的理解还是不够的,他们的讲话并不那么科学,那么确切,于是就容易被一些人抓住了辫子,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来批判。还好,我没有被抓住什么辫子。


  江苏省的媒体也有过一些重大争论,当时有个文化界的人撰文说,四项基本原则要突破了,在文化界内部引发争论,北京也有人在批判这篇文章。省委宣传部知道后,没有参与批判。后来胡耀邦同志很快讲话了,胡耀邦同志是把这个事情了啦,说不要再纠缠了。当时好多同志讲话还是心有余悸,因为有些人老在抓别人的辫子,自己也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却想做一个裁判官。


  对反对“精神污染”,我是弄不清楚的。记得我到北京去开宣传部长会议,当时邓力群主持的会议,他是宣传部部长。他点名让我和上海宣传部副部长龚心翰发言。我在讲话中专门问了个问题,就是清除“精神污染”在经济领域里面能不能搞,经济领域里面要不要清除“精神污染”?因为如果搞“精神污染”,到处搞下去的话,经济建设也要被搞烂,去反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它们才刚刚起来呀,那样的话经济工作都得乱套了。请中央回答我们,否则我们不好掌握。讲了几分钟,邓力群马上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他说昨天请示了胡耀邦同志,耀邦同志说经济领域里面不搞清除“精神污染”,清除“精神污染”只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面进行。


  当时凡是穿牛仔裤,跳迪斯科,留长发,唱邓丽君歌曲等都叫“精神污染”。我觉得很可笑,我主张不要扩大化,人家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花色,那是人家的兴趣爱好,你别问,只要不把裤衩套在头上就行,这是我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的,我开了句玩笑。我还批评了一些学校的干部,他们站在学校门口,把学生的裤管给剪烂了。他们认为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我的这种观点在当时也是有争议的。不过我并不感觉到无奈,我们省里并不争论这些问题。当时省里常委干部主要关心的都是经济建设,特别把乡镇企业当作宝贝,“千万不要去碰它,让它们发展”。我们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对一些争论我们也采取应付的方法。而且老干部也很支持我们的工作,当时我们离退的老书记、老省长,他们的思想都很解放,都很开朗。


  我跟上了时代,没有扯时代的后腿


  1986年年初,我到省委党校去当校长去了。我到党校的第一件事情是,改变教育内容。原来的党校是教所谓“三门课”,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还读马克思的原著,如《共产党宣言》等。我过去后,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党校的主课,重新编写教材,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党校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我所知,这个转变在全国党校还是较少的。

  我做了两届江苏省省委,1984-1994年。1995年我到省政协当副主席,感觉工作轻松了许多。最后三四年,我负责政协的常务工作。政协在参政议政上是比较活跃的。但是总的说来,民主监督很难,这个牵扯到政治制度设计,很多情况下人民没有知情权,监督也缺少制度保障。提的建议一般都有回复,提的批评?我就没有看到有谁提批评。而且,我觉得没有权力的人监督有权力的人,这个本身就不好办。


  我始终认为,一个国家要建设民主政治,要民主监督,要依法治国。


  从政以后,读书的时间少了,研究学问的时间少了。从政以后也变得身不由己,每天有大量的行政工作要做,大量的会议非去不可。同时呢,要传达中央文件,按照党的精神讲话。即使你个人有想法,也只能先放下来。从政不像教研那么自由,看出了什么问题,就可以讲我的观点,从政之后,不想讲的你也得讲,因为这是你的责任。如果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还是会选择教书。教书很自由,可以独立思考。而且我认为我这个人的适应能力很差,从政到现在都没有完全适应。


  改革走到今天非常艰苦,但比我预期的走得要好得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我只期盼,平反冤假错案、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否定“文革”,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就行了。我没有想那么远。我不是思想家,只是一个普通的书生,我只能说,我以为我跟上了时代,没有扯时代的后腿,我还是比较自觉地跟着这个时代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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