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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492次发布时间 : 2016-06-06陈寅恪与钱穆:性格即命运



  读名人传记,常感到造化弄人。有的人,命运真是出奇的好,一辈子就像一件件好事都在前面等着他;有的人,命运好像专门跟他过不去,意想不到的倒霉事都让他碰上。每想到陈寅恪与钱穆两位先生,这种感觉就特别强烈。


  作为同是大师级历史学家,年龄仅相差五岁,且社会提供的历史机遇也大致相同,其命运的好坏却判若云泥,真是不能不叫人感慨唏嘘。

  在中国,就家学渊源、学问渊博与通晓语言文字种类之多,综合而论,能赶上陈寅恪的怕是还未有,谁会怀疑他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上,不会有惊人的大成就呢?事实却不然,他的学术之路真是坎坷晦暗。似乎命运女神总是躲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不断给他挖坑设绊子,令他跋前踬后,学途蹭蹬。

  陈寅恪做学问的方法有些与众不同,怕也是图省事。那就是在博览群籍的时候,顺手把有关资料,以及自已的考证、注释、心得,写在主要书籍的书眉上。久而久之,这些书籍就成了他的笔记与资料库,待时机成熟,稍加整理,一本本学术专著就面世了。


  陈寅恪从1927年到清华任教,到七七事变的十年间,除发表50多篇学术论文与序跋外,其未来的学术著作,基本上都在这些写满眉批的书籍上了。因而,书籍就是他的学问之所在,丢失了书籍也就等于丢失了自已的学术专著。然而,丢失书籍的意外却一次接一次地发生了。


陈寅恪著 《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本)》

  1937年7月,日军进占北平,清华南迁,与北大、南开合办长沙临时大学,陈寅恪因料理父亲丧事,于11月初才举家仓皇离京。离京前,他将一批重要书籍装进书箱,托友人寄往长沙。待他半个月后到了长沙,书籍尚未邮到,可战火已经逼近,临时大学再迁云南,他只好携一家大小再次登程南下。待他离开后,书籍邮到,却在长沙大火中一本无存。

  1940年暑期,陈寅恪去香港探亲,并等船赴英以应牛津大学之聘,终因二战爆发未能成行,困居香港。后在全家返回内地途中,两木箱随身携带的书籍又遭盗窃。据说这是两箱更加珍贵的书籍,所以这一次打击更大,等于多年心血彻底付诸东流,令陈先生精神几达崩溃。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很是叫人哭笑不得。1955年,越南华侨彭禹铭写信告诉他,说在海防旧书肆买到他当年被盗的两册新五代史批注本,准备寄还给他。陈寅恪自然十分兴奋,盼望着书籍寄到就可据此著作。接着的消息叫他有些失望,当时的越南政府不准书籍出口,邮寄暂时已不可能了。

  接着又有消息来,彭家遭遇兵火,此书同遭劫灰,这就令他彻底绝望了。唯一失而复得的书箱原物,只有一部《论衡》。但陈先生说,此书只是为把书箱填满,随手放置其中,“实非欲带之书也”。看一看陈先生是不是倒霉透了?

  也就因为这两次书籍丢失,资料散佚,学术研究也只得舍难就易,退而求其次,素怀抱负的“塞外之史、殊族之文”是不能再论述了,也只能“姑就一时理解记忆之所及”,草率成“稿”,不敢曰“书”。

  再说陈先生的身体。对于一个做学问的人,失去了眼情,也就等于失去了读写能力,要想做什么缜密艰深的大学问是不可能了。可正值人生壮年,陈先生就有一只眼睛出了问题,到了1944年岁暮,另一只眼睛也不行了,虽经及时手术而丝毫没有效果。几个月后抗战胜利,英国皇家学会约请他赴英治疗眼疾,牛津大学议续前聘,他强扶衰病前往伦敦,以希重见光明。可惜,眼睛已为庸医手术所误,视网膜已皱在一起,复明全无希望。既为瞽者,也就无法再应牛津教席,回国再入清华。

  陈先生的最后二十年,寄命岭南,不甘自废,凭着原先的饱学博闻,在助手的帮助下继续读书著述,其艰难可想而知。但唯一的一部最能展示其考证长才的《论再生缘》,只能自已掏钱印了个油印本在朋友间流通,最早为香港及海外学人所看重;于1956年就编好的史学论文集,本拟由中华书局出版,竟因个别提法不合口径而被搁置;花十几年苦功完成的近百万字巨著《柳如是别传》,也照样是“盖棺有日,出版无期”。

  难怪他晚年深自感喟:“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陈先生去世后,倒霉的事依然没有了结。别人在“文革”中抄没的书稿,大多在“文革”后归还。可他的口述自传未定稿《寒柳堂记梦》与三册诗稿,至今也没有下落,而这对研究陈寅恪其人其文,都是十分宝贵的资料。


钱穆早年在中学任教

  说起钱穆的命运,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副面貌了,犹如上帝时时都在眷顾他,成全他。钱先生从1923年任教无锡三师开始,几乎就是讲一门课就有一部著述出版。

  与陈寅恪相同,他也随清华南迁,颠簸辗转,经香港等地到昆明,到成都,但所携书稿资料丝毫未损。

  在西南联大,唯有他与众不同,特立独行,除每星期去昆明授课两天以外,其余时间则卜居宜良山中,潜心撰写他的传世之作《国史大纲》,所据稿本,即南下所带出的五六本资料。书稿完成,虽是国难当头,却得以顺利出版。一年之内既在上海出了商务版,又在重庆出了国难版。

  然后,他以探母之由回苏州故乡,化名梁隐,藏身废园,于动荡离乱之中继续读书著述,并补习英文,先后完成了《史记地名考》、《先秦诸子系年》等重要著作。及抗战胜利,大学回迁,他不返平津,亦不滞京沪,择太湖之滨僻静之地,一面任教于新创的江南大学,一面仍潜心读书著述,以观国事之变。

  1949年后,他离开大陆去香港,开办新亚书院,又是一路顺风。在为香港留下一所名校的同时,个人的学术著作之多也令人惊羡。

  与陈寅恪一样,他也遭遇双目失明之厄,但那已是他八十四岁以后,生平几十部重要著作多已完成,并在港台两地一版再版;而世界该去的地方也已去过,每到一地,都是隆重接待,风光无限。

  当生平该做也想做的事情大体做完,气定神闲,在妻子的帮助下,他开始撰写自传《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到八十八岁时全书圆满完成。与陈寅恪仅完成七章,最终下落不明的口述自传《寒柳堂记梦》比起来,我们又要说,钱穆的命运真是好到不能再好。

  与陈寅恪一样,钱穆身体也不算强健,从中年到老年都被胃病缠绕,但也仅仅是缠绕而已,终究也没影响到他教书、著述与做其他事,高寿九五方归道山。而陈寅恪却是在精神极度痛苦与多种疾病双重夹攻下,死于“文革”时期,其生命结局的凄惨不忍说了。

  现在,我们可以就人的命运发一点议论了。

  对于人的命运,我们习惯说造化弄人。可是,要说有人一生行运与有人一世背运,那就一定会有命运之外的东西在发生影响。对于钱穆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人们容易看到的是他们的才华,而不容易看到的是性格和修为。比如说,行事谨慎在太平盛世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战乱当中,谨慎就成了大智慧。

  就说南下所携书籍资料,钱比陈就多了个心眼,他一点不怕麻烦地用木板把藏衣箱做了个夹层,窃贼即是偷走了衣物,也偷不走他做学问的宝贝资料。再说《国史大纲》在商务出版,那是他亲自带着书稿到香港,找到商务老板王云五,答允由上海付印;然后他又带书稿到上海,交付出版的同时,并延请吕思勉先生为书稿作最后一校,其谋虑真可谓巨细无遗。

  而几乎就在同时,陈先生寄往上海商务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就遭到稿件遗失的结果。两个人行为方式不同所导致的不同结果,透射出的应该是性格的不同。


钱穆手迹

  钱著《师友杂忆》中有个细节,也许最能说明两个人的性格特点。钱穆在宜良山中写《国史大纲》期间,寒假里汤锡予偕陈寅恪来访,并住了一宿。次日,陈在园中石桥上临池而坐时,说了一句很有感慨的话:“如此寂寞之境,诚属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个在此,非得精神病不可。”这就是说,陈先生心怀离乱,忧虑不能自遣。而钱先生却能置身离乱之外,也置身学人的热闹之外,学术之外好像啥事也没有。这种性格上的差异,不能不对个人的学术成就与身心健康产生影响。


陈寅恪全家,摄于三十年代

  再从两个人后半生的不同去向看,也与性格大有关系。钱穆当机立断,只身独行,说走就走了,去香港重新开始自已的事业。陈寅恪总是举家来去,牵挂也多。他在八路军即将入城时,乘国民党政府“抢运学人”专机离开北京,去了南京。在南京住一晚,又去了上海。在上海盘桓月余,又乘船去了广州。他似乎随着解放大军逐渐南推而逐渐南行,好像在躲避什么。

  在广州,他想走,也能走,时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邀他,夫人也劝他,但他最终想走却没走,后来一直为此悔之不及,只得以消极的不合作态度,保持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如今,说起性格即命运,很有些稀松平常了。可是,看看两位史学大家的命运,我们就不能不重新掂量一下性格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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