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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702次发布时间 : 2016-07-01我们这个时代为何难出教育家?



  游宇民先生在《教育家辈出的前提》(《杂文报》2010年3月2日)一文中说:“一个教育家辈出的时代至少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一、社会环境比较宽松,允许各种教育理念自由碰撞;二、教师拥有充分的教育自主权,在专业上说话算数;三是优秀教师可以获得足够的物质和精神利益。”这话说得对极了,但观诸现实,这几个条件却极难实现。

  现在的社会环境比之“反右”“文革”时是宽松多了,但也只是表面上让人发发牢骚,说说而已,说真话的社会氛围依然没有形成。就说教育界吧,在现时应试教育引领一切的大环境下,根本不可能允许各种教育理念的自由碰撞,不要说难以自由地出现各种教育理念了,即便破天荒地出现一个好的教育理念,与现实一“碰撞”,定然是头破血流的命运。有着“民间教改第一人”、“自由教育者”之称的 “教育狂人”、原青岛市二中语文教师王泽钊,就是这样一位中学老师。

  王泽钊的教育理念可谓新颖至极,他开辟了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统一的教学途径,十几年来,他基本上不用国家的统编教材,往往只在开学三周内就将教材有选择地讲完,余下的时间都讲自己为学生精选的文章(后来他用这些多年积累的文章编写成了一本150万字的自编教材);他的语文课居然还细分出了阅读课、对话课、辩论课、表演课等好几种;考试方式也和别人大为不同,尤其是答案,往往是开放性的,例如诗歌鉴赏,学生所答能自圆其说就行。靠着这种天马行空般的授课方式,王泽钊带过17届高三毕业班,而且所带班级的高考成绩一直在全市名列前茅。

  但就是这样一位有着先进教育理念的老师,却不被世俗社会接受。不但有家长直接打电话给校长:“从未见过这样不重视课本的老师!”还有学生写“匿名信”向校长反映他“不负责任”,更有校领导认为:他不依靠教材,很多学生在课后无法复习;而且更可怕的是他语文教学组的同事。一位与他共事的老教师在校长面前老泪纵横地评价他说:“他这是在误人子弟啊!我以一个老教师的身份要求,不能让这样的人教学。”在这种四面楚歌的环境中,即使学生再喜欢他,王泽钊还是避免不了被淘汰的命运。2000年学校搞竞争上岗,让各学科组自己投票,王泽钊落了个差点下岗的结果,最后被“降岗使用”。要强的王泽钊“觉得窝囊”,再也无法在官办学校里呆下去了,最后以“不适应学校环境”为理由,递交了辞职报告,无奈地到外面去应聘民办学校。(《教学研究》 2009年3月23 日)

  说到教育自主权,教师们就更可怜了。双休日变成单休日甚至不休日,寒暑假补课,这样累死累活的玩命工作,教师们愿意吗?可由于自由权利的缺失,为了养家糊口,只能不由自主地随波逐流了。连什么时候教的问题都无权决定,更遑论专业上的事情了。教什么,怎么教,这些教材教法的大问题,教师们更是不容置喙。教材是全国统编的,教学参考书是全国统一的,再加上学校领导的谆谆教诲,教师在传播所谓知识的中间只是起了一个传声筒的作用。当然,勇敢如王泽钊者也是有的,但那被淘汰出局的噩运却是非常可怕的,一般教师谁敢去面对呢?常写杂文有点叛逆心态的鄙人,也非常想向王泽钊学习,但也没有勇气去和目前这种僵化垂死的教育体制叫板,唯一敢做的,就是在课堂上叛逆一下,还怕学校领导知道了,从此毁掉自己在领导心目中的光辉形象事小,让自己的锦绣前程从此成了死路一条那可就赔大了。

  我们中小学教师在应试教育的大染缸里已经被酱染得身心麻木,在专业上唯唯诺诺仰人鼻息也是无奈之事。那么大学教师呢,即使那些贵为教授者,在专业上可能做到说话算数?不要说用什么教材上课,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考试,教授们能完全做得了主吗?可否还有民国教授身上的一丝傲骨?著名学者黄侃在中央大学任教时,每逢期末考试,既不看学生试卷,又不在试卷上判分,而是来个“每人八十分”,教务处当然不满意。可鉴于黄侃的名气和脾气,也只好不了了之。林语堂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职任英文教员,到期末评定学生成绩时,他的做法是“相面打分”: 根据学生面相一一判分。据他的学生们回忆,林语堂“相面”打下的分数,其公正程度远远超过一般以笔试命题考试计分的方法,同学们心中无不信服。五四时期赫赫有名的文化名人钱玄同,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处任教,也是从不批改学生们的考卷。北京大学为此特意刻了一枚印有“及格” 二字的木质图章,钱玄同收到考卷后,即直接送到教务室,由教务室统一盖上及格的图章,而后按照各人的名字分别记入学分档案。及至他到燕京大学兼课时,仍旧照此办理。不料此番他碰了个钉子:学校方面竟将他送上的未判考卷原样退回。钱先生的脾气立马来了,毫不退让,将考卷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校方生气地警告钱先生,如再次拒绝判卷,将按照校纪对他进行惩罚,扣发相当数额的薪金。钱先生立即作书一封,言道:“判卷恕不能从命,现将薪金全数奉还。”信内附钞票若干。(《教育文摘周报》2009年12月30日)

  我们尽可以把民国教授们拒绝考试判卷视为荒唐之举,其实只要反过来想想就明白了,学校里的那些考试除了能给学生一个虚无的分数外,真的能反映出学生的能力高低吗?真的需要教师耗费精力去做那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吗?由此推及教育上的其他事情,那一样教师能做的了主啊!

  至于优秀教师获得的物质和精神利益,那就更可怜了。2009年教师节前夕,教育部评出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100位获奖者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九成,还有人身兼几种职务。不带任何“官职”的一线教师仅有10人左右。这也很好理解,现今的学校里,行政权力主宰一切,领导们对各种利益拥有优先占有权,等到他们不需要了,或腻烦了,或要做做高姿态了,或许才会给普通教师赏赐点残羹冷炙。而这种残羹冷炙,大部分优秀教师一辈子也是无缘得到的。呕心沥血钻研教学,只落得两鬓斑白一身病痛,这样的优秀教师谁还会去当啊?这才出现了数十位教授争着去抢一个处长的职位,这就是斯文扫地的残酷现实啊!

  在这样的现实大环境下,还想呼唤教育家的出现,岂不是白日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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