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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422次发布时间 : 2017-04-20鲁迅:青年岂能一概而论?醒着的,睡着的,昏着的,躺着的,玩着的

  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走出瞒和骗的大泽”、“掀掉这人肉的筵宴”、“结束奴隶时代”——这就是鲁迅给“现在的青年”所提出的历史使命与奋斗目标。


  许广平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鲁迅和青年们》,讲了许多鲁迅与各色各样的青年交往的故事。读了以后,不能不为鲁迅博大、无私的爱所感动;但看到鲁迅在某些远为精明的青年面前表现出来的傻气,却也忍不住掩卷长叹。许广平说,她一想到鲁迅为青年人“一点一点磨去的生命,真是欲哭无泪!”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还是许广平说得好:“先生的工作,求其尽心,而从不想到对方的态度。他认为他的工作不是对个人是为社会服务。辛勤的农夫,会因为孺子弃饭满地而不耕作吗?先生就是这样的。”鲁迅终生在履行着他在“五四”时期对中国社会的承担——


  ……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在我看来,鲁迅与青年的关系中,所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


  当然,“鲁迅与青年们”这个题目下的文章,是应该由本书的读者自己来做的。这一讲的主要任务,是和今天的年轻读者一起来聆听鲁迅对他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所说的话。



  我们先一起来读两篇文章:收入《华盖集》的《导师》与收入《三闲集》的《鲁迅译著书目》。


  《导师》一开头即对“青年”做了具体分析:“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这里,列举了各种类型的青年,我以为是一个事实陈述,并不含价值判断;只是有一点区别:大概睡着、昏着、躺着、玩着的青年与鲁迅没有多大关系,或者说,他们对鲁迅并无兴趣,鲁迅也担心如果真把他们唤醒了,又指不出路,反而害了他们。因此,我们讲“鲁迅与青年”主要是讨论鲁迅与“醒着的”“要前进”的青年的关系;我曾经说过,“在中国,凡是愿意、并正在思考的人,尤其是他们中间的年轻人,只要他们又具有了一定的文化水平(大概是中学和中学以上程度),他们一有机会读鲁迅原著,就会对他产生兴趣,并在不同程度上理解鲁迅”,讲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但鲁迅说,这样的“要前进的青年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这是真的,许多年轻人对鲁迅有兴趣,大概也是将他视为“导师”。而且这还似乎是“五四”以及“五四”以后的长时间内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个“传统”:很多知识分子都热衷于充当青年人的“导师”。比如胡适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认为知识分子,特别是像他这样的精英,是负有“指导”国家、社会的历史重任的,这其实就是充当中国传统的“国师”、“王者师”;自然也就理所当然地要做青年人的“导师”。鲁迅在下文批评说,有些“导师”“怎样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就很有可能是包括胡适在内的——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就指出胡适当年大喊:“干,干,干!”(见其《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现在又说“救国必先求学”,号召青年“进研究室”,这也是“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作为个人这样变本也不妨,到一旦自命“导师”,要“指导青年”,年轻人就麻烦了:当年倘真的买了手枪“干”起来,现在又得“深悔前非”,岂不成了“傻子”?鲁迅在《导师》里所要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导师”并不可靠,“凡自以为识路者”,其实是“灰色可掬”,“老态可掬”,“圆稳而已”,哪里识什么路?这是一个极简单的道理:“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鲁迅倒是经常公开承认:“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至今有时还在寻求。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因此,鲁迅说:“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


  为避免误解,鲁迅又说:“我并非敢将这些人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说话的也不过能说话,弄笔的也不过能弄笔;别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则是自己错。”这里,说的也是大白话: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不过是“能说话”、“能动笔”而已,希望他们(或者他们希望自己)充当指路的“导师”,就等于要他们去“打拳”。因此,觉醒的青年要寻导师(包括以鲁迅自己为导师)是“永远寻不到”,而且是“自己错”了,本身就是没有完全觉醒的表现。


  而且鲁迅还要说一句“煞风景”的话:“自己也未必可靠的”;更彻底地说:“或者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较为可靠罢。”——这是典型的鲁迅的思想:要打破一切神话(把某些人当作“导师”本身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神话”),也包括自我的“神话”,这样才能真正地正视现实,永远保持不断寻求、探索的状态,有了这样的觉醒,才是真正“可靠”的。


  这就引出了最后的结论——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联合起来”,自己寻路,开辟新路;而不要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他人,对“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尤其要保持警惕。——这就是鲁迅给年轻人的最重要的告诫。


  拒绝充当“导师”。——这也是鲁迅与青年关系的一个基本点。


  但也还有另外一面。这是他在《鲁迅译著书目》中提出的。文章谈到了他“被进步的青年们所口诛笔伐”,并且流露出了少有的“备觉清凄”之感。鲁迅回顾说:“我在过去的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使校对别人的(首先是许多无名的青年们的——引者注)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而且“我那时却每日必须将八小时为生活而出卖,用在译作和校对上的,全是此外的工夫,常常整天没有休息”。如许广平所说,如此“拼命帮人”,实在是“傻气可掬”。但鲁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这样为青年“陆续用去了的生命”,在一些“进步的青年”眼里,却成了“应该从严发落的罪恶”,其中的一位(高长虹)竟然宣布鲁迅是青年作者的“绊脚石”!如鲁迅所分析,这些自命不凡的年轻人“言太夸则实难副,志极高而心不专,就永远只能得传扬一个可惊可喜的消息;然而静夜一想,自觉空虚,便又不免焦躁起来,仍然看见我的黑影遮在前面,好像一块很大的‘绊脚石’了”。——可叹的是,这样的青年竟也是代代相传,不仅在20世纪30年代,又有创造社、太阳社的“才子”出来要“打倒”鲁迅,直到90年代(在鲁迅离世六十年后)还有一批文坛“新秀”气势汹汹地要“搬开”鲁迅这块“老石头”,连用词也如此相似!


  应该说,这来自年轻人的打击,对于鲁迅,是近乎残酷的。如他自己所说,“我先前何尝不是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甚至视我为“血的债主,临走时还要打杀我”,这就“太过”了。这是鲁迅的一个原则:牺牲是可以的,“废物”也无妨“利用”,但“倘若用得我太苦”,要想占有,“是不行的”。这就是说,自我的独立,是一条底线,是绝对不能牺牲与让步的。因此,就有了《鲁迅译著书目》这篇文章中,“以诚恳的心”,对年轻一代所进的“一个苦口的忠告”——


  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


  这里,所讨论的是前人与后人、年长者与年轻人的关系。首先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在人类发展的链条上,各代人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他们都是按照历史对他们的要求,在历史提供的范围内,做出这一代人生存方式的历史选择,从而获得自己应有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因此,各代人的既具有历史合理性,又具有历史局限性的选择,都应该受到尊重。年长一代固然没有权利因为自己年纪大、有经验、有地位而轻易“抹杀”青年,年轻一代也同样没有权利因为自己年纪轻、思想新,而轻易“抹杀”老一代。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不但刚刚学步的年轻一代在处于成熟期的年长者的眼里是“幼稚和浅薄”的,而且先驱者在后来者眼里也是“浅陋”的;无论年轻一代的“幼稚和浅薄”,还是老一代的“浅陋”,都应该得到宽容和谅解,因为他们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难以避免的局限,而且没有这样的局限,各代人都将会同时失去自己存在的价值。在鲁迅看来,惟有建筑在这种心理上的、绝对平等基础上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两代人之间才可能建立起健全的爱的关系。而年轻一代也只有在尊重与理解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地“生长”起来,最终“跨过”那站着的前人,前人也在这被超越中最终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鲁迅所期待的他和年轻一代的关系,就像他的老师章太炎当年对自己那样,是一种“若朋友然”的关系。——是两个独立的生命个体之间的平等的交往,而且是相互支持,既是给予者,又同时是受者。


  在《鲁迅译著书目》最后,鲁迅说了一句话:“我又明明白白地知道:世界绝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将来的”。他显然是将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的。而他对年轻一代的期待最集中地体现在我们已经读过的《灯下漫笔》每一则最后的一句话——


  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借用本书第十、十一、十二讲的概括,“走出瞒和骗的大泽”、“掀掉这人肉的筵宴”、“结束奴隶时代”——这就是鲁迅给“现在的青年”所提出的历史使命与奋斗目标。


  但鲁迅又说:“从此到那的道路”,我是不知道的。单知道一点:“无须反顾”,要不断地往前“走”,不断地“寻求”。他也愿意和青年一起寻求。


  但鲁迅又自慰自己还有点“记性”,保留了许多记忆,可以将“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出的历史的经验,奉献给现在以及将来的年轻人。这几乎是他惟一能做的,也是鲁迅思想中特别有价值的部分。


  我们就来看看:这是怎样的血的经验。


  在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鲁迅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总结经验,对年轻一代提出了一系列的忠告。——我们就从这里说起。


  这是鲁迅在《忽然想到》之十里的一段话。他指出,“中国青年负担的烦重”是“数倍于别国的青年”的,“因为我们的古人将心力大抵用到玄虚飘渺平稳圆滑上去了,便将艰难切实的事情留下,都待后人来补做,要一人兼做两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鲁迅由此而提出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


  假定现今觉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又假定照中国人易于衰老的计算,至少也还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这一点就怕,便无药可救,只好甘心灭亡。因为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


  这里提出的中国的“抗拒,改革”的长期性,必须经历几代人的“奋斗”的思想,是建立在对中国问题的特殊复杂性、艰巨性的清醒认识基础上的;从鲁迅说这话的1925年到现在,已经经过了近八十年的奋斗(远远超过了鲁迅说的起码“奋斗三十年”的时间),但距离当初的目标也还依然遥远,恐怕真的还要“再一代,二代……”地奋斗下去。我们也终于明白,鲁迅当年所说的“现在青年的使命”——“走出瞒和骗的大泽”、“掀掉这人肉的筵宴”、“结束奴隶时代”,是一个长期奋斗的战略目标,也依然是今天的青年的使命,而且很有可能是以后很多代的中国青年的使命。如果说鲁迅时代的青年开始了这样的奋斗,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坚持”下去,敢于面对新的问题,做出新的“抗拒,改革,奋斗”,并且把这样的奋斗精神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正是出于这样的“长期奋斗”的战略思想,鲁迅提倡一种“韧性战斗”的精神。他因此批评“真诚的学生们”的“一个颇大的错误”:“开首太以为有非常的神力,有如意的成功。幻想飞得太高,堕在现实上的时候,伤就格外沉重了;力气用得太骤,歇下来的时候,身体就难于动弹了。”针对这样的“五分钟热”,鲁迅告诫青年——


  自己要择定一种口号——例如不买英日货——来履行,与其不饮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书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戏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寻异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讲情话也履行至一百年。记得韩非子曾经教人以竞马的要妙,其一是“不耻最后”。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


  鲁迅在很多文章里,都反复申说这一点——


  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但太觉疲劳时,也无妨休息一会罢;但休息之后,就再来一回罢,而且两回,三回……。血书,章程,请愿,讲学,哭,电报,开会,挽联,演说,神经衰弱,则一切无用。


  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这在豫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


  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


  没有呻吟、叹息与哀求,也没有无用的请愿、开会……,却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的、“锲而不舍”的、持续的、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韧性战斗,这才是真正有力量的。


  鲁迅因此提倡“壕堑战”。——


  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所谓“壕堑战”有两个要点。首先是要懂得并善于保护自己。这背后有两个理念。一是深知“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买卖相当。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不肯虚掷生命”,正是为了准备长期的战斗。其二还要深知自己的对手:“正规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中国鬼魅正多,处处是阴谋诡计,“必须时刻防备”,“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脱掉衣服,但上阵要穿甲”,赤膊上阵是要吃大亏的。因此,鲁迅说:“恕我引一个小说上的典故:许褚赤体上阵,也就很中了好几箭。而金圣叹还笑他道:‘谁叫你赤膊?’”


  还要讲究策略,懂得必要的妥协,走迂回的路,做到有勇有谋。有这样一件事:一批山西的年轻的木刻艺术家成立了“榴花社”,希望得到鲁迅的指导;鲁迅给他们提供的意见是——


  新文艺之在太原,还在开垦时代,作品似以浅显为宜,也不要激烈,这是必须察看环境和时候的。别处不明情形,或者要评为灰色也难说,但可以置之不理,万勿贪一种虚名,而反致不能出版。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


  鲁迅的话,也说得非常“浅显”而实在,但背后却有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国这个民族,要么不思反抗,总是得过且过;但一旦逼上“梁山”,又容易趋于极端,“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这样的历史是不能再重演了。


  “五卅”运动中,有一个口号:“到民间去”,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与深思。


  鲁迅是理解这样做的必要的,因为他深知青年学生“他们所能做的,也无非是演讲,游行,宣传之类,正如火花一样,在民众的心头点火,引起他们的光焰来,使国势有一点转机”。而在鲁迅看来,促进民众的觉醒,以及中国基层社会的变革,正是中国的改革事业的基础性的工作。对此,他在20世纪30年代所写的一篇题为《习惯与改革》的文章里,有更清楚的阐述——


  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


  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在同一时期的一篇演讲里,鲁迅也向大学生发出这样的忠告:“不要只注意在近身的问题,或地球以外的问题,社会上实际问题也要注意些才好。”——他说,这样的“平常话”也是“在死了许多性命之后”才知道的。


  也就是说,无论从中国的改革的全局,还是从青年自身的健全发展,鲁迅都是鼓励青年“到民间去”,关注社会的实际问题的。


  但鲁迅提醒年轻人:真实的民间与想象中的“我们的‘民间’”是不一样的;“单独到民间时,自己的力量和心情,较之在北京一同大叫这一个标语时”也是不一样的。而“将这经历牢牢记住”,“就许有若干人要沉默,沉默而苦痛,然而新的生命就会在这苦痛的沉默里萌芽”。——这提醒无疑是重要的:只有打破在城市里、从书本中形成的对中国民间的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苦痛的沉默”中获得正视现实“黑暗的勇猛和毅力”,才会有“新的生命”与新的希望。


  鲁迅还提醒“到民间去”的年轻人:要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民间蕴蓄得“已经够多”的“怨愤”情绪。这“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其正义性与应该给予同情,都是毋庸怀疑的;但鲁迅深知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所以他同时又忧虑着怨愤没有导致“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他说:“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而“历史指示我们,遭殃的不是什么敌手而是自己的同胞和子孙。那结果,是反为敌人先驱”。鲁迅因此对“点火的青年”提出希望——


  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


  总之,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应该更进而着手于较为坚实的工作了。


  这也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历史教训”。


  鲁迅还号召年轻人要甘于当“泥土”。


  这是他在“五四”以后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上的一篇演讲中提出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如果将“五四”以后,胡适对青年学生的演讲与鲁迅的演讲做一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胡适在1920、1921连续两年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演讲,一再表示:“我不希望北大来做那浅薄的‘普及’运动,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齐用全力向‘提高’这方面做功夫。要创造文化、学术及思想,惟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必须造成像军阀、财阀一样的可怕的有用的势力,能在人民的思想上发生巨大的影响”,“要造成有实力的为中国造历史,为文化开新纪元的学阀,这才是我们理想的目的”。这里贯穿着胡适的“精英教育”思想,他显然要引导青年学生去做对国家、人民负有指导责任的、“为中国造历史,为文化开新纪元的学阀”。


  但鲁迅所提出的问题是:“未有天才之前”。——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鲁迅是针对胡适而言的,而且鲁迅也没有否认“天才”本身;但他确实提出了与胡适不同的思路,他强调——


  不但天才,还有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鲁迅对民众的“泥土”作用的重视,与我们前文所讲的“到民间去”的思想,以及在第十三讲所论及的鲁迅的平民立场与自我定位都是相一致的:鲁迅的眼光始终是“向下”的。


  我们在这里要着重讨论的,是鲁迅对青年的期待——


  就是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形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这里也贯穿着一种“泥土教育”意识:强调“大家都可以做”,而不是有“天赋”的少数人才能做的;强调“切近”的人生选择,而不是高远的难以实现的目标;强调与作为“泥土”的普通民众的亲近与血肉联系,而且自己也要做“泥土”。


  由此形成了所谓“泥土”精神。鲁迅说了两条,一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这是新时代的泥土,是为新的时代精神所渗透的,因而能够成为真正的社会改革的基础。其次,“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这里显示的“不怕做小事业”的坚实、坚韧,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是典型的鲁迅精神,也是鲁迅在以后的著作、通信中,一再强调的,不妨再抄录一些——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未名社的同人,实在并没有什么雄心和大志,但是,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而其中的骨干就是素园。


  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直到离世前鲁迅还在给一位年轻作家的信中写道——


  中国正需要肯做苦工的人,而这种工人很少,我又年纪较老,体力不济起来,却是一件憾事。


  可以说,无论是历史人物还是现实人物的评价,鲁迅都是对具有“泥土”精神的实实在在的人情有独钟,这其实已经构成了一个精神传统,鲁迅显然希望年轻一代能够延续这样的精神谱系。


  因此,我们也就完全可以理解,在《未有天才之前》的演讲里鲁迅对“泥土”的作用与价值的评价——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


  鲁迅很少用大词,这里的“伟大”二字就有一种特殊的分量。



  这是鲁迅的一段名言——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


  这里所提出的“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命题,其实也是鲁迅倡导的前述“泥土”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鲁迅在《两地书》里,与当时还是他的学生的许广平讨论得最多的也是这个话题——


  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


  所谓“希望将来”,不过是自慰——或者简直是自欺——之法,即所谓“随顺现在”者也一样。


  鲁迅这里批判的,是对“现在”(现实)的两种态度。首先是逃避现在,即制造关于“过去”与“将来”的种种神话,不过是“自欺”:将被美化、理想化的“过去”或“将来”作为逃避现实困苦的精神避难所,远离现实风浪的避风港。从另一面说,也是用“过去”与“将来”扼杀“现在”,鲁迅称之为“现在的屠杀者”。


  因此,鲁迅所提倡的“执着现在,执着地上”,就是一个“敢于正视现实”的精神,也就是要正视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生活在“现在的地上”的人的生存困境。这样的困境又有两个层面:首先是现实的生存苦难,这在现在中国人是特别深重的,因此,鲁迅提出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同时,这也是人的根本性的生存困境。鲁迅曾说,“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其实是钉在人的棺材上的三个钉子,是会将人“钉死”的。这就是说,“此在”的生命永远也不可能是“普遍,永久,完全”的,如果硬要在现实人生去实现这种“普遍,永久,完全”,结果反而会扼杀人的真实的生命。因此,鲁迅要我们正视:此岸世界、“现在”的生命,任何时候都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有弊端的,并且不可能永久存在。这是生活的常态,人只能正视这一现实的生存状态,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努力与追求,不能一不如意,一看到缺陷、弊端就逃避,把希望寄托在虚幻的种种“神话”的实现上。


  这里还需要强调一点:鲁迅否定的是“普遍,完全,永久”的此岸性、当下性,但他并没有否定“普遍,完全,永久”本身,早在20 世纪初,他就提出过“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的理想。他实际上是把这种至善至美性作为彼岸世界的终极目标,可以不断趋近,却永远达不到,是作为人的一种理想、一种追求存在的。所以不能把鲁迅的“执着现在”理解为没有理想,没有终极关怀,可以说他是怀着对彼岸世界的理想来执著现在的:我们在第八讲中已经谈到,鲁迅早在20 世纪初就提出了他的“立人”,追求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理想;在20 世纪30 年代他又把这样的“立人”理想发展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的理想。正是在这样的“理想之光”的照耀下,鲁迅才对现实中的黑暗——一切压制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奴役现象,一切剥夺普通民众的支配自己命运的权利的反动势力,采取了不妥协的态度。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懂得,为什么鲁迅在引导青年“执着现在”时,同时要强调,这绝不是“随顺现在”。正视现实的黑暗,绝不意味着对现实的黑暗采取容忍的态度,以致“随顺”,被其同化,最终自己也成为黑暗的一个部分;而应该不满,做绝望的反抗,并致力于对现实的改造。鲁迅说:“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


  鲁迅的“执着现在,执着地上”,还有一个重要含义,即是要始终把眼光集注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这是我们的根,我们的立足点;要将“现在的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作为我们的一切思考,一切奋斗的出发点与归宿。“眼光”放在哪里,这是一个不可小看的问题。鲁迅在一次对大学生的演讲中,曾经感叹说:“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恰恰忽略了现实中国社会。还有许多人眼光只是向着外国,或者向着中国古代,也恰恰遗忘了“现在中国”。向外国与中国古代的借鉴当然是必要的、重要的,鲁迅早就提出过“拿来主义”的主张,但借鉴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在中国”的问题,是为了自己的创造。如果把自己的思考、研究,变成外国思想与古代思想(即使是最辉煌的思想)的简单搬弄,而没有现在中国问题意识,缺少创造性,特别是原创性,其意义和价值是可疑的,至少是有限的。鲁迅一生致力于“现在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改造”,他之强调“执着现在,执着地上”正是为此;他期待年轻一代也能走上这条道路——一条充满曲折的不归路。


  但年轻一代,特别是青年学生还处在受教育的人生准备阶段。“如何读书与写作”就是一个大问题。鲁迅也留下了许多宝贵意见。


  我们一起来读鲁迅的《读书杂谈》,这是他1927年7 月16 日在广州知用中学的一篇演讲。既是“杂谈”,涉及面自然会很广,这里想强调几个要点。


  鲁迅首先区分了“职业的读书”与“嗜好的读书”,而他主要讨论与提倡的是后者。他强调,这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阅读。他打了一个很独特的比方——


  我想,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牌有怎样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听得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的,但这些倒都不计及,一计及,便等于意在赢钱的博徒了,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乍一看,鲁迅把如此“神圣”的读书,与人所不耻(至少是上不了“台盘”)的赌博联在一起,似乎有些不伦不类;但仔细一想,却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很深刻的体认,我甚至认为这是一个经典比喻,是道破了读书的真谛的:读书本质上就是一种“游戏”,它的魅力就在“超越了功利”目的的“深厚的趣味”。真正的读书,不仅在读“书”,而在“读”中所达到的“境界”,只要进去了,就会感到无穷的乐趣。


  因此,鲁迅提倡一种“随便翻翻”式的阅读:“就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去,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如果一本书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那就容易疲劳,因而减掉兴味,或者变成苦事了。”“随便翻翻”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读闲书”,什么书都读,“开卷有益”就是。“譬如我们看一家的陈年账簿,每天写着‘豆付三文,青菜十文,酱油一文’,就知先前这几个钱就可买一天的小菜,吃够一家;看一本旧历本,写着‘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是有这么多的禁忌。”“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倘有机会遇见,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厌之状,也可以翻一翻;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用一样的办法。”鲁迅由此而提出“比较的阅读法”:“翻来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法子”,“我看现在的青年的常在问人该读什么书,就是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而且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一举两得了”。所谓“真金”,就是原著,特别是经典作家的原著,一读经典原著,就知道许多所谓“注经”之作是如何荒谬了。


  这里已经涉及“读什么书”的问题。鲁迅在《读书杂谈》里,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


  直到1936年,鲁迅还在一封写给一位文学青年的信中提出忠告——


  专看文学书,也不好的。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重轻,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


  这也是鲁迅的经验之谈。鲁迅是学医出身,转而从文,他的知识结构中体现着一种文、理的交融。就像我们在本书的第八讲里所说到的那样,他在年轻时候就对文学与科学都同样有着深刻的理解,这就为他以后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广阔的视野,奠定了宽厚的基础。因此,鲁迅所说读一点课外的书,不仅是为了扩大知识面,更可以提高每一个人的文化教养、精神境界,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


  在《读书杂谈》的结尾,鲁迅对学生们还有两点提醒,也非常重要。一是读书时要“自己思索,自己做主”,他引用叔本华的话说,不能让自己的“脑子给别人跑马”,读书的结果如果是使自己变成“书橱”,那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但如果只是读书,即使能够思索,也还“不免是空想”;“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鲁迅的最后一句话是——


  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关于写作,鲁迅说得更多,比如他在《答北斗杂志社问》里所说的几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写完以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不生造除自己以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就曾被毛泽东所引用,作为“反对党八股”的有力武器。我们这里主要读两篇:《无声的中国》与《作文秘诀》。


  《无声的中国》是鲁迅在香港青年会的一篇演讲。他提出了两条基本的写作原则。首先是——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


  这看起来是一个起码的要求,但真正要做到却并不容易。鲁迅说:“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文化上来讲,现代中国人面临着两个强势文化,一是古人所创造的文化,一是外国人所创造的文化,如果缺乏足够的文化消化力与创造力,就很有可能被这两种文化所俘虏,一味地模仿,按照古人或外国人的思维去想问题,按照古人或外国人的表达方式去说话、写文章,“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美国人、法国人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处于鲁迅所说的“被描写”的状态,即让别人(古人、外国人,或某个意识形态权威)来代表自己,用别人的话来描写自己。这样的中国,看似有声,其实是“无声”的。


  于是,鲁迅发出了这样的召唤——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这里所提出的是另一个重要的写作原则:“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我们在第十讲《走出瞒和骗的大泽》已有详尽的讨论,就不再多说。需要补充介绍的是《作文秘诀》所说的“白描”的十二字诀——


  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


  这不仅是作文的秘诀,更是做人的秘诀:鲁迅的思考最后归结点依然是“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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